Leyu Sports周扬与《〈红楼梦〉研究》批判便函写在竖行方格稿纸上。主要内容是谈李希凡批判《〈红楼梦〉研究》文章及工作问题。便函称：“邓拓同志告我，他已商得领导方面同意，调你到报社文艺组工作。这样，你可以继续和蓝翎同志一道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的工作。”便函还指出：“你们这次对俞平伯的批判，做了一件对整个文艺运动极有益的工作。我特别从你们的文章中感觉到了一样最可宝贵的对‘旧权威’挑战的精神和理论的勇气，而这恰是今天我们许多较老的理论批评工作者所缺乏的。”便函最后说：“你们走了很好的第一步，望继续努力，不要有一点骄傲情绪，因为学问和斗争都是无止境的。”落款时间是1954年10月26日。

　　1954年，在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史上，爆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思想批判运动。这场运动就是由“两个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引起的。

　　李希凡和蓝翎是山东大学中文系学生。1953年毕业后，李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进修，蓝分到北师大工农速成中学任教。1954年李、蓝合作撰写了一篇与俞平伯商榷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在母校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第九期发表。此文被看到并推荐给。毛看后非常欣赏文章作者这种“小人物”敢于向“大人物”挑战的精神，以及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的研究方法。他让转告《人民日报》转载。到人民日报社向总编邓拓口头传达了的指示，邓立即照办，排出清样，并亲自约作者谈话。根据当时管理体制，《人民日报》文艺宣传由报社和中宣部文艺处双重领导，并以中宣部文艺处为主。李、蓝文章转载事报到中宣部，当时主持中宣部常务工作的胡乔木认为，《红楼梦》研究纯属学术问题，根据苏联的做法，《真理报》对于此类问题历来是只作结论，不允许展开讨论。加之当时正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版面比较紧张，这篇文章不必在《人民日报》刊登。中宣部分管文艺的副部长周扬同意胡的意见，商定将此文送全国文联机关报《文艺报》转载。《文艺报》主编冯雪峰立即照办，起草按语送中宣部审阅，并在当月出版的《文艺报》上转载。岂料看了《文艺报》按语并了解有关情况后，大为不悦。在这篇不到300字的按语旁写下五处批语。后来，又奋笔写下那封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并将李、蓝文章一并附上，给中央局的主要领导以及文艺界的有关负责人传阅，表示要以“两个小人物”批评俞平伯的文章为由，开展一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以胡适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为标志，形成了与过去“旧红学”不同的“新红学派”，对旧红学“评点派”“索隐派”发起了批判，曾得到鲁迅的赞赏。俞平伯在胡适影响下，1922年著《红楼梦辨》一书，继承和发挥了胡适的研究路子和方法。胡适是新红学考证派的奠基人，俞平伯则是新红学派的著名学者。解放后，俞平伯根据30年前旧作加以修订出版的《红楼梦研究》及新写的《红楼梦简论》等文章，影响更为广泛，奠定了其在国内“红学”的权威地位乐鱼体育。与此同时，随着新中国建立，学习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开展，一些人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学”，对俞平伯与胡适一脉相承的实用主义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开始怀疑并开展批评。而在全国建立新政权后，正在考虑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改造旧的意识形态这一重大战略问题。而通过《〈红楼梦〉研究》批判具体问题入手，开展一场文化思想运动，以清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胡适派唯心论在中国的巨大影响，正符合他的战略部署。

　　对信作出迅速反应的是周扬领导下的中国作家协会。1954年10月24日，作协以古典文学部的名义筹备召开了“《红楼梦》研究问题座谈会”。到会的有文学界代表性人物60多人。周扬以文艺界的身份参加会议并作总结发言。他在讲话中完全按照信的指示精神，表明自己的态度。他强调指出：“我们平时口头上常常讲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不批判不斗争，实际上就是对资产阶级思想投降，这哪里还有什么马克思主义气味呢?现在两位青年作者做了我们文艺界许多人所没有作的工作，他们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对于文艺界的这种新生力量，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最热情的欢迎吗?”会议结束不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文汇报》等京沪三大报纸对这次会议进行报道，正式拉开了公开批判俞平伯及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序幕。周扬给李希凡的便函，就是在这次会后第二天发出的。

　　为了更好地组织力量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在12月2日晚召见周扬等人座谈。周扬根据指示精神，对原来讨论胡适问题的计划草案做了根本修改，并在中国科学院院部与作家协会主席团的联席扩大会上讨论通过。这个计划以批判胡适思想为主，内容包括：胡适的哲学思想、思想、历史观点批判，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批判，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所谓新旧“红学”的评价)。为了领导这次运动，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郭沫若任主任，周扬与茅盾任副主任，成员包括邓拓、潘梓年、胡绳、老舍、尹达等。周扬负责与直接联系。报告送，毛看后非常满意，批“照此办理”。中科院院部与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从1954年12月底至1955年3月，相继组织召开了21次批判胡适思想的会议。全国各地也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浪潮。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汇编》共8册，收入文章150篇，计200万字。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再回头对这场《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进行回顾和反思。应该承认，中国党在取得全国政权后，按照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必须使统治阶级的思想变为统治思想。通过对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胡适派唯心主义学术思想和实用主义考证方法的批判，使人们摆脱了“索隐派”、“考证派”的羁绊，促使文化思想界学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去分析研究《红楼梦》和古典文学遗产，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积极进步作用。但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旧的意识形态，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特别像《红楼梦》这样伟大的作品，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庞大的存在。《红楼梦》研究中的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更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复杂问题乐鱼体育。它不但要受的影响，也受宗教、哲学、道德等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各种意识之间又各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对此，必须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通过充分的自由、、平等讨论，逐步求得解决。但是当年那场批判运动，把学术文化问题简单地等同于问题，并采取粗暴的行政手段和群众斗争的方式去解决，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学术文化的健康发展，使许多人为此受尽磨难。而“文化大”这场全民大灾难，就是新中国成立后这诸多思想批判运动消极因素发展和膨胀的恶果。

　　在发动的这场《〈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中，周扬作为文艺界的领导，经历了从消极被动到主动紧跟的过程。

　　对周扬有知遇之恩。上世纪30年代，周扬任上海左联党团时，因“国防文学”口号之争，受到鲁迅公开批评。根据组织决定到延安后，对这位小同乡十分器重，被先后委任为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主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等职，领导文化艺术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周扬担任文化部党组、中宣部副部长，是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并被称为思想的权威解释者、执行者。党的八大时，为了周扬进中委，亲自出面为他作宣传，说他是“党内的梅兰芳”。但是与此同时，对周扬又不十分满意。认为他“上不开展”。说他不了解阶级斗争，不了解工人，不了解农民。并以玩笑口吻说要调一个团的解放军把他押下去。这次批判《〈红楼梦〉研究》，周扬事先并不知道。直到《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出来后，他感到很被动，才调整思想，进而主动参与并领导这场批判运动。在以后思想战线上几次大的批判斗争中，周扬经历了类似的同样过程。因为他在长期斗争中经过历史比较，认为比别人英明正确，他对的智慧、学识、文采无比崇敬。他深感此生能够与这样的伟人共襄事成，是历史对他的厚爱。正因为如此乐鱼体育，在20世纪50年代直至“”前，那种“左”倾错误袭来时，他总是自觉克服与毛的差距，努力紧跟。这也是当时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后来“”爆发，他自己也被打入另册，这才大彻大悟，从一场大梦中醒过来。

　　回顾周扬这样一个中国现代化文化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特殊典型，其跌宕起伏、成败交织、大毁大誉的人生命运，真是可悲也夫，可叹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