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鱼网站文化发展就像接力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其影响到今天可谓深远。在新文化运动发轫百年之际，各种反思接踵而来。普遍认为，这场运动，在倡导“科学”与“”的同时，主要是“反孔非儒”。因此，近些年来，随着儒学的复兴，多认为在当时被视为进步的反孔反儒，在今天产生了消极影响。

　　然而，“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我们首先还是应有感恩之心。”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敖堃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Leyu Sports，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我们至今也许尚未摆脱包办婚姻的命运，也不会有那么多女性接受教育。新文化运动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中国现代化进程可能还要推迟很久。”敖堃表示。

　　创刊于1915年9月的《新青年》杂志被视作新文化运动的号角，陈独秀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希冀其脱胎换骨也。”这反映了陈独秀是基于“新陈代谢”、物竞天择的进化论观点新的总要代替旧的，年轻者总要替代年老者，而且，新的、后来的，总是要比旧的，比先前的要好。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原道》主编陈明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陈独秀把儒家伦理作为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因此把对这一传统的否定视为吾人最后之觉悟”。

　　以陈独秀、鲁迅、李大钊和胡适为主的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基本都持对传统文化和国学否定的态度。其他一些人，像钱玄同、吴虞等更是激烈，缺少理性和论证。例如，被胡适称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写了《吃人与礼教》《家族制度为制度之根据论》等文章，却抱怨长大的女儿“不孝”。陈明认为，虽然这么一场轰轰烈烈、影响深远的运动不能完全化约到个人经验来解释，但这也确实不失为一个可以管中窥豹的小注脚。

　　有人说，新文化运动的缺点就是偏激、绝对化。敖堃认为这只是现象。理论上讲，它是文化浪漫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奇妙组合，既互相矛盾冲突又互相证明支持。

　　在陈明看来，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都是一时的精英，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他们甚至可以说表现出了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大夫精神和人格，某种程度上这种文化批判对于民族发展来说也具有相当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在外部列强侵逼Leyu Sports、内部军阀割据的情势下，灭种的危机迫在眉睫，一介书生凭着一腔热血舞文弄墨，因此“情绪偏激理论粗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

　　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都要经过一个转换的环节。在当时，救亡成为第一和最具正当性的时代课题，因此表现出一种过激的态度与行为并不奇怪。正如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所说：救亡情绪好理解Leyu Sports，意味着火烧眉毛顾眼下，病急乱投医。重要的是作为后来者我们要清醒，有所继承、有所反思、有所超越。

　　在陈明看来，新文化运动存在着认知错误。甲午之败是败于军事，但这绝不意味着洋务运动是错误的。戊戌变法失败并不意味着新文化运动就可以替代其使命。

　　现在很多人认为今天应继续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任务，由启蒙方案出发统摄工业建设和改革。这是本末倒置。救亡虽然可能选错方案，但本身却又是衡量方案是否正确的标准。作为救亡方案选择的启蒙同样需要根据救亡的要求和标准来获得自己的正当性。

　　新文化运动今天被理解为一场启蒙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口号的“德先生”“赛先生”虽然可以说是现代性的，但它的提出或被崇拜，主要是基于救亡的需要。

　　陈明认为，陈独秀有法国大的摹本，李大钊向往的是苏联，胡适则倾向于文艺复兴，鲁迅主要是疗救灵魂。无论分开还是综合，跟启蒙运动都有距离。

　　在陈明看来，“新文化运动是一种救亡活动，还是应该从这一初衷去理解其意义，评价其得失，传承其精神”。救亡背后是一种责任感，这是不会过时的。救亡问题在今天可以理解为对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追寻。当时人们把落后挨打的原因归结为文化，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一种误判。

　　“道者生于心，法者因于事，器者应于物。”对于个体来说，文化塑造其个体人格；对于民族来说，文化反映该民族之气质；对于国家社会来说，文化是认同和共识的提供者。

　　正因每一文化均是“为人的存在”，它就必然内在地包含着自我更新的原动力，构成该文化面向未来的生长点，关键在于受此文化熏染浸润之人能否挺身而出，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法圣人之所以为法，回应挑战，继往开来，而不是从知识的完备性预设出发对古人求全责备，把现实的困境误解成传统的危机。

　　文化的发展从来就有如接力赛，每一代都须尽其所能跑出自己的成绩，一代一代的成绩就构成一个民族整体的文化景观。新文化运动以“变教”为救亡的秘诀，以孔家店为寻求富强前提，则正犯了钱穆先生所谓“指生元为病元”的错误。这是今天需要特别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