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鱼体育反思从未停歇新文化运动自兴起之日起，至今已走过一百年。百年间，关于新文化运动本身以及它对后世影响的讨论从未停止。

　　站在百年后，回望历史，这样的审视为今人考察和评价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视野乐鱼体育官网。透过它，人们不仅看到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像一把尖刀，带领国人冲破传统，打破枷锁；更看到了那个时代带给这场运动的局限性，也更愿意客观、理智地评判。虽然这样的评判至今未能达成共识，但至少人们愿意重新审视。这或许是历史长河沉淀之下，人们对于先人最大的尊敬。

　　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孙向晨的眼中，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密不可分，两者发生的时间正处于国家变革之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列强在中国的侵略占领，传统势力与现代意识在国内的拉锯，让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而“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前，当时的国家已经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他们的相同之处是都没有解决时代的挑战。”孙向晨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可见通过军事、等社会变革推翻帝制，并不能根本改变人们的旧观念。社会新观念的建立必须通过文化启蒙。最终终止中华帝制巨大历史惯性的是1915年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章启群曾在一篇名为《新文化运动与两个一百年》的文章中写道。在之后的五四运动中，“一些急于寻找办法的人提出短小精悍、便于记忆的口号，让人们认为只要这个口号实现，就可以救中国。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行的。因为要想改变现状，就必须有个像匕首一样的运动打破僵局。”孙向晨解释道。五四运动就像一把锐利的尖刀，从混乱的时局中捅出，然后成为一面鲜明的旗帜，让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科学与深入人心乐鱼体育官网。

　　新旧观念的碰撞让当时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改变。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维武曾经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价值观重建及其启示》写道：这一时期，中国价值观呈现出破与立的双向变动。一方面，中国传统价值观在经历晚清社会历史剧变的逐渐消解后，又遭遇新文化运动的猛烈冲击，而基本解构了；另一方面，中国现代价值观在经过鸦片战争以来的逐渐萌生后，再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大力倡导，得以确立起来。

　　“在五四运动后，出现了一批现代政党成为中国政坛的新兴力量，而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彻底结束了封建残余军阀势力对于中国的统治。后来发生的抗日战争以及国共内战，虽然经历了严重的战争创伤，但中国历史总算跳出了古代帝制王朝循环的怪圈，进入、共和的现代世界历史潮流之中。”章启群认为。

　　从中国近代历史的角度回望，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新文化运动呈现出前后两个时期。在这两个时期中，所“破”之内容并不相同。李维武认为，在新文化运动前期，由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在于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保卫辛亥成果，因而所“破”之内容主要是针对与复辟帝制相关联的意识形态，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儒家开创者孔子的重新评价，破除两千年来封建统治者对孔子的神化及中国人对孔子的迷信。这些被“破”的内容，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那些维系封建统治的内容。而在新文化运动后期，随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大在中国思想界崛起，新文化运动内部发生分化，1919年主要在胡适与李大钊之间展开了问题与主义论战，1920~1921年主要在梁启超、张东荪与陈独秀、李达之间展开了社会主义问题论战，从而使所“破”之内容主要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及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

　　这其中，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是全盘否定还是只否定了一部分，目前学术界依然存在争论。“毋庸置疑，在中国文化传统之下不可能重建类似西方社会的宗教，那么，从传统中吸取思想资源重建社会的价值观是不二选择。从这个视野来看待孔子和儒家思想，则可以昭示出其中极为复杂和深刻的问题。”章启群表示。孙向晨也认为，在五四运动期间，因为其势必要破除传统势力的复辟，所以并没有客观地对传统文化进行分析，其中对于家庭主义的打击就是误区之一。“因为在封建礼教中的家庭主义对于个人尤其是妇女的束缚相当严重，所以提出百善孝为先、推崇孝道的孔孟文化就难逃被的厄运。但是从现代看，我们不能单纯地认为抛弃了旧文化就能进入新文化，应该更细致深入地分析。”

　　对此，章启群也在文章中阐述过，新文化运动着眼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以及未来中国如何发展，从思想文化的层面寻找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基因，试图从根本上变革，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它的深度远远超出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旨归。因此，新文化主将们清理和抨击孔子和儒家是理所当然之事。但是，简单地把新文化运动与反孔、反儒等同起来是片面的。只要稍作分析就会看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对于孔子和儒家的态度是极为矛盾的。甚至一些激烈的反传统文化者，也是出于深爱传统文化而做的反常之举。由于中国的社会发展是连续的，孔子和儒家思想对于人和社会的影响依然十分深厚。

　　要做到客观分析，首先要理解一种传统文化背后深层的内涵。孙向晨解释说：“这个内涵包括两方面，其一是文化深层的生存论结构，其二是它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制度性表达。这两者要进行区分。”比如对于家庭主义的认识，这其中既包含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生生不息的生存论结构，又有家族观念与礼教制度对于个人自由的束缚。而在西方哲学观念中，个人主义的积极方面在于个人的权利与尊严，而其消极方面则有自我中心的意思乐鱼体育官网。但五四运动时，人们对于家庭主义一味地打击，而对于个人主义则混淆两方面的含义。

　　“孔家店”“家是万恶之源”“全盘西化”这些口号在当时对国人有强烈的刺激。但是，当历史的巨轮不断向前，口号式宣传标语却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当时这样的口号带来的影响有其进步的意义，但人们一旦形成口号标语，就会固化思维模式，形成某种激进的思想。如果将这种思维模式带到现代，则会产生弊大于利的影响。”孙向晨认为，“因为人是生活在时间中，而非建立模式后就可以通吃天下。以前有进步意义的口号，时空条件换了，其作用就未必是积极的了。”

　　不论是从中国哲学的观点出发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事物都有其复杂性，且越是复杂的事物越拥有多面性。“这样的特点决定了，仅仅依靠某一类口号或标语，无论是左翼的、自由的还是保守的，都无法阐述这个时代的复杂特征。但常常因为口号的鲜明性，会让人们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孙向晨解释说。

　　复杂问题简单化，这点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中都有体现。纵观我国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海纳百川是其鲜明的特征之一。但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国对于传统文化的兼容性变差了。

　　然而，国家改革的实质并非仅涵盖了制度一种形式，而是包括文明及意识形态。“中国由帝制走向共和，从文明的角度说，是从古代文明转换为现代文明。质言之，这是一种人类文明形态的更替，一个文化类型整体的转变。因此，这个转变不仅仅是、经济等制度的转变，而是包括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生活方式和观念等中国人社会生活的整体转变。”章启群表示。

　　“一个思想一统天下的时代早已过去，在现代社会，我们需要思考更多的是如何在一个社会中安放不同的思想。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核心是要认识到事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学者也应该客观，而不是仅仅基于自己的立场提出简单的处理方式。”孙向晨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