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鱼体育农民为何重要？农民是拥有经济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最少的群体，他们为中国、改革、建设留下了辛勤汗水，自身处境却普遍较为一般，因此获得广泛的关注。贺雪峰老师认为，农村和农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贺雪峰，2013：44）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研究农民问题于中国现代化具有极端重要性。

　　对于农民，仅仅关心是不够的，还要对其有深刻的认识。从根本上讲，农民的重要性在于发挥农民的主体性推动历史进程，农民的关键性在于发挥农民的韧性维护社会平稳。

　　米格代尔说，农民参与试图从者那里获得物质利益和社会利益。农民充分发挥主体性并以农动的形式实现参与，可以影响和改变国家结构与社会变迁。具体而言，中国的农动造就人民社会，给农民带来了物质利益和社会利益，将农民纳入一张超越地缘的社会网络，激发了农民的主体性。东南亚的农动争取社会平等，使农民在强大的经济占有、统治和意识形态支配情境中，能够支配与反抗的历史和持久存在的张力。

　　在国民时期，农民动员提高了农民的认同和参与意识、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和农村社会结构调整、促进农村合作化运动和文化结构的重构。“国民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1996：367）农民做了国民的重要工作。

　　在《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分析到，湖南农民的主要目标是土豪劣绅，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最终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实现“一切权力归农会”。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连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农民协会去解决。在农会的威力之下，一些土豪劣绅跑去了别的地方，一些土豪劣绅在农会投降。（，1996：498）

　　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一书中讲到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他认为，在第三世界中，农民与“资本家”的反抗是不间断的，主要形式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等等，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乐鱼体育，它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而且避免直接对抗权威。（斯科特，2011：35）农用属于自己的“弱者的武器”，以坚定而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其平凡的反抗形式让我们理解长期以来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对抗统治秩序所做的一切行为。斯科特认为，农民的行动改变或缩小了国家的政策选择范围，农民以另一种形式的参与影响“国家—社会”的关系格局。（斯科特，2011：133）

　　当代中国乡村“现代化”的根本途径有二：一是制度保障“为民做主”，通过建立一套防止以权谋私、剥削村民的制度设施，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保护农民的利益。二是推行直接制度，通过培养村民协商合作的能力，让其行使自己的权利，以自下而上的方式保护农民的利益。但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国家权力结构变化、社会关系改变、人际网络变化等社会现象，农民便充分发挥自身的韧性紧跟现代化的步伐。

　　改革开放为人们提供了人身自由与经济机会，集体化时期惨受压迫的地主子孙乐鱼体育，用强烈的冲劲把握住时代机遇，在发家致富中占据优先地位。曹锦清先生在开封调研时，发现村里在发家致富中占据优先地位的是地主子孙。比如，在开封某村中问及谁最富裕时，他们提到了两户，这俩富户皆是兄弟俩，土改时期，其父划为地主。（曹锦清，2013：92）

　　改革开放为人们提供了人身自由与经济机会，一方面乡村地主之子代或者孙代为了改变集体化时期受压迫的悲惨境遇，在工商致富领域往往有着更强烈的冲动。另一方面，地主子孙在城市里拥有较多的可利用的社会关系，在工商领域发展为其提供更强劲的助力。（曹锦清，2013，100）

　　我国的都市化进程始于解决生存温饱等现代化早期问题，忽视了社会组织、权力结构等现代改革，其中最严重的后果是村民社会生活紊乱，农民生活没有达到恒常有序。比如，土地征收后，因为集体资金不合理使用以及干部普遍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行政系统的意识形态正在淡化，行政权力被转化为一种资本。

　　实际上，农民在面对困境时总能激发自身潜能，此类的自治社会中存在非正式权力系统。吴重庆老师在《无主体熟人社会及社会重建》一书中写道，传统宗法活动和民俗活动出现回潮，并和经济利益一起成为组织农村社会生活的准则。（吴重庆，2014：107）家族网络可以激活村民子组织架构，在降低村民自治的动员成本，使居民的意志表达更集中有力的同时，可以使村民不易受到“黑金”的影响。（吴重庆，2014：179）

　　文化力量不容小觑，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文化早熟、理性早启的社会，（梁漱溟，2018：31）伦理渗透于社会方方面面。在文化上，中国社会以道德代宗教，以礼俗代法律，走道德礼俗之道路。（梁漱溟，2018：309）在二十世纪的华北农村，文化网络发挥着沟通中央与地方乐鱼体育，构建稳定内外秩序的功能。梁漱溟先生认为，文化失调会引发社会构造崩溃、社会关系欠调整、社会秩序的饥荒。（梁漱溟，2011：46）

　　二十世纪之前的国家完全依靠文化网络，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文化网络式微且国家政权主动放弃并破坏文化网络现象显现。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槽状组织类型。（杜赞奇，2020：23）权力文化网络构建的核心是文化，宗教信仰、祖先崇拜、祭祀仪式等多样凝聚着村民。

　　乡村权力的文化网络由网络、经济网络、宗教网络和人际关系网络四个部分组成，其功能在于沟通中央与地方，构建稳定内外秩序。（杜赞奇，2020：35）对内表现为维持村庄的聚合性，对外表现为维护国家的稳定性。杜赞奇认为，晚清政府主要通过营利型国家经纪和保护型国家经纪两种体制来控制乡村社会，保护型经纪将文化与行政联系起来，文化与行政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转化造成了席卷全国的。

　　制约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根本是文化失调。梁漱溟先生以伦理重建为切入点，解决中国文化失调问题；以新礼俗启发农民新认知，激发中国农民的主体性。现代化进程不能以牺牲农村为代价，要以中国国情为基本盘进行乡土重建，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注中国农村，不断激发并挖掘农村和农民的内在潜力。（梁漱溟，2011：67）

　　农民的主体性培育贯穿梁漱溟先生乡村建设思想的始终，乡村治理要牢牢坚持以人为主体。人的现代化居于核心地位，重点培育农民的习惯，启发其自觉参与乡村组织中来，走一条内生性的乡村现代化道路。农体性与组织、技术等载体息息相关，主体性的激发整合乡村各类资源，激活乡村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实现乡村从关系联结到社会整合，为乡村治理提供重要社会性资源。（梁漱溟，2011：90）

　　首先，农民是讲意义，而不只是靠本能行动。贺雪峰老师将农民价值分为本体性价值、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本体性价值就是超越性价值，比如传宗接代。（贺雪峰，2013：100）一个农民如果有了稳定的本体性价值，其生活就有了远大目标，可以发挥自身的所有潜能和力量来为远大目标而奋斗。

　　其次，农民具有主体性。无论是中国农民参与的激烈反抗，还是马来西亚农民与资本家的低姿态斗争，农民充分发挥主体性并以农动的形式实现参与，从者那里获得物质利益和社会利益。农民也有韧性。在集体化时期遭受压迫的地主子孙会抓住改革开放的经济机会，抢占发家致富的先手棋紧跟现代化步伐。

　　最后，现代化进程不能以牺牲农村为代价。要以中国国情为基本盘进行乡土重建，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注中国农村，不断激发并挖掘农村和农民的内在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