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鱼体育平台历史上的“第三种知识分子”及其社会实践（下）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给本来就腐朽不堪、只体现“职能”的国家机构带来深重的负担和巨大的压力，在和平年代极端反感自治局“蚕食”政府权力的“官本位制”的政府行政机关这时不得不向自治局求助，已经承担了相当部分政府职能的地方自治机构趁势“坐大”，成为名正言顺的“第二政府”，它们利用自己广泛的动员能力为前线提供大量的人力物力保障，在积极为战争提供服务的同时也利用这个难得的扩展机会，乘机与政府“抢夺天下”进而取而代之，因此被人们誉为在一战中的“中流砥柱”。在战争时期自治局及时提出很多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建议，如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成立合法的工会、成立全俄性的民间组织，在1905年中最有影响的工人组织“彼得堡企业工会”就是1904年在市杜马和地方自治局的倡议下组成的，以至于到后来沙皇意识到“自治机构将成为体制的心腹大患”时，“第三种力量”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虽然这些“实证主义者”在其社会活动阶段不问主义，多干实事乐鱼体育，但自治局工作者当中具有“左派的情结”的人并不在少数，他们进入“第三种人”的行列实属无奈，本来就有退而求其次的不得已成分，一旦情况允许他们便要超越原来的“渐进”设定和不拘泥于“小事原则”，要表现出“激进和”的本能，随时准备完成“七十年代人”没有完成的理想。19世纪末自由主义活动家彼得罗凯维奇和自由派记者在莫斯科召开有40人参加的地方自治代表大会，会上就有人提议建立秘密组织与沙皇进行斗争，与此同时地方自治机关中的自由主义者成立了“反对派同盟”，该组织后来改称为“地方联合会”。他们在国外所办的《自由言论》杂志成为地方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实际上这时“第三种人”的行动已经成为反沙皇运动的组成部分。

　　对体制内保守势力和不思改革的失望导致自由主义发生了变化，原来一些属于自由主义温和派人士，到20世纪初逐渐激进起来，比如“国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齐契林原来一直因为具有浓厚的“国家主义”而受到派的谴责，可是就在他临去世前的一段时期，就连《党宣言》的起草者司徒卢威都称他从“强有力政权的支持者”变为了“主义和特权阶层不调和的敌人”。1901-1911年这十年间因恐怖活动被杀的有1.7万人，其中有大部分是国家公职人员，虽然在上“第三种知识分子”与“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和行为方式上的不认同，但是他们始终把对方看成是同盟者，例如自由派学者,1883-1902年曾负责管理大臣委员会事务的库洛姆金就曾经明确指出：“我们和者之间不存在真正的对抗”。他们尽可能地在诉讼中为“党人”提供保护，拒绝在杜马讲坛上谴责其行为。由于城市杜马的“左倾化”，它“被一种易怒的、缺乏忍耐力的政党的氛围所笼罩，并预示经常性斗争的不可避免”。战争过程中政府机构的无作为，反对派利用一切机会鞭笞皇权政府，使其合法性丧失殆尽，最终导致了二月的爆发。

　　1917年二月后“第三种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运动曾有过几个月的最辉煌时期。地方自治联合会主席李沃夫当选为临时政府总理，原来沙皇政府省、县两级官员因为沙皇时期的“污点”被民众所抛弃，地方自治局由于半个世纪的基层工作经验的“实践积累”，赢得良好口碑和“人脉”资源，很快成为组织性最好、最有基础的政府人选。他们一套人马有两个招牌，以民间自治机构的名义担负起了政府工作的重担，成为各地实际上的临时政府。自治局人士欢呼“迂回道路”、“曲线救国”终获成功，他们顺理成章、兵不血刃地从沙皇政府中接管了政权，半个世纪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

　　自治机构在二月后立即进行了改革。3月2日成功，沙皇退位，临时政府成立乐鱼体育，3月3日自治局工作者就在发表的第一份宣言中称，要以“普遍、直接、平等和秘密投票的方式进行市杜马和地方自治会的选举”，为此后进行的全俄“立宪会议选举”进行实际操练。很快选举工作就在43个省、456个县、9305个乡大力展开。在最后选出的30万个乡议员中，社会党控制的农民代表占了绝大多数。乡自治会选举后又进行了县、省的自治会选举，全国共选出23551名县议员，构建起了完善的地方权力基层组织。3月5日临时政府正式宣布，各省县地方自治会议主席是临时政府委任的全权代表，统管地方事务。这样，主要由“第三种知识分子”主导的地方自治机构就正式成为了新生的俄罗斯的基层政权。

　　继承民粹派党传统的布尔什维克虽然原本与“第三种人”并非一路，在理论上也多有批评，但在二月前的时代，它作为反对派实际上也从地方自治运动约束、扩大自由、开拓社会公共空间的活动中受益。而且正如1905年以后布尔什维克实际上一直参加杜马选举一样，它也参与自治局的活动。“自治局工作者”中虽然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是主流，但也有若干马克思主义者乃至布尔什维克（如А.И.赫里亚谢娃等）。在1917年2－10月期间，布尔什维克基本上是为拆临时政府的台而不遗余力地鼓吹群众性“大”，在基层拥有权威的自治机构也是他们要争取的讲坛。当时他们对“自治局”基本上是肯定的，但认为还不够乐鱼体育，应当尽快选举出完全正规的议会，即立宪会议。如托洛茨基说，地方自治局尽管也有其形式，依靠的是松散的选举人群，但是它表达的是“昨天的人民群众的状态”，可以说人民并没有给它“委托书”，所以全民投票选出的立宪会议要比地方自治会议得多，要更具有代表性。

　　但是十月武装夺权后，布尔什维克就开始搞“”了。尤其是1918年1月他们在自己掌权后组织的立宪会议选举中惨败后便立刻变脸，以暴力驱散了立宪会议。从此开始了“”“反”，或按列宁的说法即“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过程。地方自治机构原来的缺点是“不如立宪会议”，而现在越越“反”，最的立宪会议自然最“反”，不那么的地方自治机构也不能再存在，但不同于职业“反”的立宪会议活动家，自治机构中的技术专家还是可用的这就是新政权对自治局工作者的基本态度。

　　当时由于绝大多数地方自治委员会承认临时政府的合法性而与苏维埃处于对立关系，而且一些自治机构还成立了“拯救祖国和委员会”与苏维埃展开夺争，1917年底苏维埃政权决定重拳出击这些“拒不归顺”的地方组织。布尔什维克在通告中称，“所有自治机关及其成员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发表反苏维埃言论者一律逮捕，并交付法庭定罪”。1918年1月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批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力宣言》，其中规定，“政权应当完全由苏维埃掌握”，一切以选举作为借口的各级组织均不具有合法性，各地的自治委员会机构统统被苏维埃政府取缔。的“第三种知识分子”与地方自治局同呼吸共命运、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就此结束了。他们的实践活动本来可以为的发展道路提供一种既不同于传统治理也不同于后的苏维埃模式的“第三条道路”，但是埋葬了一切探索的途径，“第三种知识分子”与“地方自治”运动的实践都以悲剧命运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