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鱼体育官网面对知识分子（上）1949年5月5日，在紧邻紫禁城的北京饭店里，曾经分割在统治区和解放区的各路文化科技名流，济济一堂，开了一个座谈会，以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30年前那一代觉醒的知识分子，选择了不同的救国之路，经历坎坷奋斗，在一个即将开启的新时代“会师”了。

　　亲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学家俞平伯很有感慨，他说：“大时代的确已到了！”还形象地打了一个比喻：五四运动时“开了一张支票”，“却在三十年后的今天给兑了现”。

　　能否领导好知识分子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虽说是一场新的考验，但中国党还是自信的。周恩来直率地告诉知识分子，为什么中国党“敢说领导建设”？因为“我们知道如何推动和组织大家一起前进”。

　　如何推动和怎样组织知识分子投入新国家的建设？新国家实行什么样的科学文化发展方针？怎样一步步地追赶世界科技发展的脚步？想要回答时代这些特殊的文化问题，不得不从新中国的这群缔造者本身讲起。

　　在西方，提起中国党的“红色领袖”，人们常常会想到这样的标签：“草莽出身”“农民作风”“会打仗”“理想主义”等。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原本都是读书人，有知识，怀抱浓浓的“书生意气”。他们从城市走向农村，再从农村走向城市，从推翻旧世界的者，成为新国家的领导者，原本携带的文化种子和文明抱负，是不应该忽略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的领导机构是1945年选出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局、中央处。在15位局委员中，有8位有过海外学习的经历，还有的则在国内读过大学，读过师范，读过军校。

　　青年曾在专业的选择上举棋不定，先后报考了学堂、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公立高级学校、师范学校等，但他的职业理想却是教师和记者。作为诗人，直到80岁时，还写了一首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律诗，与历史学家郭沫若交流读唐代一篇论文的心得。

　　新中国的“大管家”周恩来，年轻时便在写作上表现出过人的天分。22岁作为天津《益世报》的旅欧通讯员，曾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撰写了57篇通讯。这些文字换得的稿费补贴他在欧洲的学习和生活。直到晚年，他还想仿照巴金的《家》，写一部以自己家族为原型的长篇小说，还事先取了一个书名，叫做《房》。

　　在新中国长期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早年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近八年时间。在这个与书打交道的地方，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小学生变成了知识分子。他不仅成为新中国领导层懂经济的内行，而且一生酷爱中国江南地方的评弹艺术，甚至亲自指导修改《珍珠塔》《孟丽君》等著名曲目的文句。

　　新中国的元帅聂荣臻，早年一心想着工业救国，考取了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的化学工程系，学号是351号，之后又在雷诺汽车厂和西门子电气公司做过技术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是长期主持全国科学技术工作的副总理，也是国防工业和尖端科技工作的直接指挥者。

　　长中被推举为党中央的总负责人，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张闻天，早年也是醉心文学，发表过诗歌、散文以及长篇小说。61岁开始，他在中国顶尖级的经济研究所里担任了近十年的特约研究员，留下了大量的经济学论文。

　　在开国大典前，就颇有信心地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在开国大典上，当在城楼上一一念出行使国家权力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名单时，人们再次感受到新政权对知识和学问的偏爱。在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具有大学及其以上学历的近三分之一，有18人；考取过清王朝进士、举人和秀才的有6人。他们中有7位国内大学的著名教授或高等院校的校长，此外还有诗人乐鱼体育平台、作家、历史学家、教育学家，等等。

　　新中国经常爱说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穷比较好理解，主要指生产生活水平低；所谓“白”，指的就是文化水平低，目不识丁的文盲多。据估计，1949年，全国不识字的文盲约4.3亿人，文盲率高达80%。

　　那么，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到底有多少知识分子呢？历史并没有留下精确的统计数字。官方估计：“文教、科技和卫生方面的知识分子只有200万人左右，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37%。”

　　在这200万知识分子中，曾估计高级知识分子只有10万人。这里的“高级知识分子”，一般是指大学毕业后有几年工作经验、能够独立工作的知识分子，比如工程师、医生、大学教授、科学家等。周恩来说得更明白：“他们是专家，是教师，是教人的人。”在他看来，小学文化程度以上的人甚至都可以算作“一般知识分子”。而在自然科学方面，科学技术人员不过5万人乐鱼体育平台，能从事科学研究并有一定成就的自然科学家不到700人。上述任何一个数字相较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亿4000万全国人口而言，无疑是小之又小的。

　　正因为知识分子太少，格外难得，中国党从战争年始，就形成重视知识分子、重视文化科学工作的传统。认为，要战胜敌人，不仅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还要依靠手里拿笔的“文化军队”。“枪杆子”和“笔杆子”结合，会形成最强大的力量。于是，中国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这个只有几万人口的小城，竟办起了20多所各式各样的学校，除了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这样的名牌学校外，还有培养民族干部、妇女干部和青年干部的专门学校，甚至还有一所自然科学研究院。

　　党领导下的延安成为了许多知识分子心中的“圣地”和“灯塔”。无怪乎曾任少将的徐复观，晚年曾反思说，知识分子与党的友谊，“远超过对的友谊；并发展成为对完全对立的形势”“先有绝对多数知识分子的背弃，才有整个军事机能的瓦解”。

　　徐复观的说法是客观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曾经评选出81位院士。这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人物，当时面临着人生中的艰难选择。由于对旧政权极度失望，对新中国满怀期望，他们中有60位留了下来，没有随政权迁往。

　　新中国成立后，新政府还积极争取留居国外的知识分子回国服务。1949年12月6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由当时担任教育部部长的党外人士马叙伦兼任主任委员。这个委员会向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宣传新政府的政策，统筹安排他们的回国事宜，给他们在国内推荐介绍工作，生活有困难的予以接济。包括钱学森、钱三强、李四光、邓稼先、华罗庚这些著名科学家在内，有2500多名旅居海外的专家、学者和留学人员回到中国。

　　为争取知识分子回国，周恩来亲自做了很多努力。当他得知正在欧洲参加学术活动的地质学家李四光有意归国后，当即给新华社布拉格分社社长和中国驻苏联大使发电报，请他们设法保证李的安全，并提供入境便利。科学家钱学森，作家老舍、冰心，以及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等，也是在周恩来直接或间接帮助下，从海外回国的。

　　这种知识分子纷纷从西方发达国家赶回祖国的现象，和苏联十月后科学家纷纷逃往国外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1922年，包括别尔嘉耶夫、弗兰克等人在内的当时顶尖级的学者、教授和文化人约200人左右就曾主动或被动地离开了苏俄。在新中国，留下来或从海外回国的知识分子，无疑是新的时代科学文化建设起步时的中坚力量。

　　胜利了，建设开始了。如何带领这些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老朋友”为新国家服务？一个崭新的课题摆在了新中国的面前。

　　研究新中国历史的学者们，常常会用六个字来概括时代的知识分子政策，那就是：团结、教育、改造。

　　新中国对旧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采取全部“包下来”的政策，帮助失业者就业，给他们安排适合的工作，在生活上为他们排忧解难。在上，则给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以应有的社会地位，通过他们联系和团结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共同建设新国家。

　　大文豪郭沫若在谈论自己思想时曾打过一个有趣的比喻：一个长途辗转跋涉的旅行包，上面贴满了各个码头的标签。旧知识分子思想之驳杂，可见一斑。

　　一般说来，在旧时代成长起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思想上比较普遍地存在着西方情结。以西南联大教授这个特殊群体为例：5位院长，全是美国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2位留学欧陆，3位留学英伦外，其他的都到美国留过学。在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没有出国留学的只有23位。

　　显然，对高级知识分子来说，西方社会确实更亲近一些。1942年，美国驻华外交官费正清在访问西南联大后，曾有一段精辟的评价：“这些曾在美国接受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思想、言行、讲学都采取与我们一致的方式和内容，他们构成了一项可触知的美国在华权益”，应当把他们看作是“美国在华的一种投资和财富”。

　　在整个社会全面转型时期，知识分子杂然纷呈的思想烙痕和亲近西方的价值观念，与中国党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自然存在不甚相谐的地方，要完全适应新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显然需要一个过程。

　　为消弭知识分子与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隔膜，明确提出：对知识分子不仅要团结，要使用，还要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在他看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属于“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所应采用的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

　　第一种方式是组织他们学习了解党的理论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包括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新主义理论与政策等。为此，新中国创办了多所“人民大学”，吸收知识分子入学，进行短期培训和教育。在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科研院所、文教机构等则组织自学、讨论和讲座。例如，北京大学就曾邀请中史专家胡华介绍中国党的历史，邀请中内经济学家狄超白介绍东北工业建设情况，邀请来自老解放区的著名作家赵树理介绍文艺理论等。中国党希望知识分子通过学习，逐渐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历史观和哲学观。于是，“猴子变人”“劳动创造世界”，成为学习运动中使用非常频繁的通俗概念。

　　第二种方式是引导知识分子在自己的业务实践中提高认识。比如，教学方法的改革和苏联教材的采用，便促使许多原来不相信苏联和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师改变认识。

　　第三种方式是组织知识分子参加各种社会实践。通过亲身体验，逐步认同中国党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变化，促进思想转变。一般来说，这种方式的教育作用最为直接。

　　思想改造需要接触实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很多知识分子积极投入到反对侵略、保家卫国、捐钱捐物的爱国主义热潮。以北京大学为例：376名教授、讲师、助教签名上书，美帝侵略，表示愿意并且决心献出最大力量，为保卫祖国而奋斗；961位教职员联合发起了拒绝收听“”广播的公约运动；87位教授、174位讲师助教与数千名学生一起深入郊区农村、铁路、工厂、市区和街道，用漫画、标语、幻灯、活报剧、歌咏、秧歌、展览会、口头讲解等多种生动方式进行爱国主义宣传。为支援前线万元的积蓄，许宝骙教授甚至把自己珍藏的一对结婚纪念戒指捐献出来。

　　新政府专门安排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到农村去参加土地改革的实践，以便在现实感受的基础上增强对社会变迁的认识，实现立场和态度的转变。从留下来的一些知识分子写的参观记当中，可以看到热情好客、朴实敦厚的农民；谦虚谨慎、训练有素的党干部；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压迫；贫苦农民觉醒后渴望翻身的诉求……这些活生生的社会实际强烈震撼着他们。

　　哲学家冯友兰参加土改一个最直接的体会，就是“了解了剥削的真实意义，也了解了农村划分阶级的标准”，从而认同了土地改革的合理性。就连当年在延安的窑洞里就中国社会的改造道路问题与争论不休的梁漱溟，也在参观完四川土改后改变了看法。他说，“我亲眼看到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要求，土地改革是深得民心之举，很必要，也很及时”，自己从前的观点是“错误的，太肤浅了”。

　　此时的知识分子心态尽管依旧复杂，或对党怀有钦佩与希望，或对未来产生迷茫和担忧，或对“旧我”感到自卑和愧疚，或恪守着游离于意识形态之外、专心学问的超然与戒备……但新旧社会的巨大变化，以不争的事实揭破了过去有关“党有如洪水猛兽”的谎言。善于思考的知识分子，终究愿意主动了解和亲近新的理论和新的政策，愿意反思自己的经历，以放下思想包袱，尽快适应新社会。

　　1951年9月7日，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与副校长汤用彤等12位教授致信周恩来，表示响应政府改造思想的号召，在北大教员中发起学习运动，并竭诚恳请、、周恩来等10位党的担任该校学习的教师。等人觉得这种学习运动很好，决定将其推广至北京、天津的20所大专院校，涵盖3800多名教授、讲师、助教。

　　1951年9月29日下午，周恩来在怀仁堂给知识分子们作了长达5个小时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诚恳阐述了知识分子转变思想的必要性。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雷瀚听了报告后，说他的感受就像是听着自己的母亲苦口婆心地、无微不至地在教导自已，由此更加体会到党的伟大和可爱。语言学家罗常培则说：我觉得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已经不是对象，而可以算动力了。从此我就对于中国党起了信仰，愿意跟随着他走。

　　思想改造运动很快在教育界铺开，接着推广到文艺、科技、工商、新闻出版、宗教各界，形成了一个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把这场运动形象地叫作“洗澡”，意在洗去先前不对的思想观念。“洗过两次澡”的季羡林晚年回忆思想改造运动时曾说：“真像洗过澡以后，觉得身体非常的干净，精神非常愉快。”

　　1950年代前半期，新中国还通过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来促进知识分子转变思想。每个时代、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思想标准和诠释社会现象的价值体系。当一个新的国家建立起来，执政党对知识界和思想文化上的许多问题展开清理和讨论，总是难免的。但是在以宣判为重要特征的文化批判运动中，对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和应用存在着简单化倾向。当时，对被视为传播封建主义思想的电影《武训传》，对资产阶级思想代表人物胡适、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代表人物胡风进行的批判，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方式上欠妥，诸如对学术文化成果的评判很难做到客观和全面。对胡风等人还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留下不小教训，在知识分子中造成了一种普遍的紧张气氛。这些，使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失去了一些本应汲取的文化资源。

　　中国党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总结出党与知识分子关系存在着“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六方面的问题。1956年1月14日，中央专门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周恩来代表中央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确认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一系列改善知识分子境况、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的通知、报告和意见紧锣密鼓地出台，涉及工资、工作条件、入党、回国、社会活动和兼职等方方面面。很多高校调整教师参加社会活动时间，精简不必要的会议。一些大学和科研院所增设教学科研辅助人员，减轻专家教授的工作压力。购买实验仪器、图书资料等费用也大幅度提高。高校教师在就医、就餐、起居、出行，甚至理发等方面享有便利条件，并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清华大学甚至给教授发放“优待通用证”，优待项目之多曾经让很多教授都觉得不好意思。

　　可以用1956年的一组数据来了解时代知识分子的经济收入情况：根据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六所院校的统计，这年教授、副教授的月平均工资为228.79元乐鱼体育平台，比10级干部(一般担任正厅局级、正地市级领导)的工资217元还要高11.79元。当时的10级干部基本上在1937年抗日战争以前就参加党领导的工作了，多属于老红军。大学讲师月平均工资为116.26元，比16级干部(一般担任正团级、副团级、副处级、副县级领导)的工资113元还要高3.26元。此外，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文艺创作，知识分子发表各式作品还有不菲的稿酬。数学家华罗庚就留下了“写一个字可以买一个馒头”的佳线年，中国农民月平均消费水平是6.5元，城镇居民月平均消费水平是16.4元。

　　除了较高的经济地位之外，知识分子也获得了更多的入党机会。1956年，仅北京市市属单位，就发展389名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根据这年6月底中国党组织部门的统计数字，在全国1073万员中，知识分子党员有125.5万多，占党员总数的11.7%，仅比工人党员少了2.3个百分点。

　　但是，到底是把知识分子划归为工人阶级还是划归为资产阶级，后来陷入了困扰。1956年，党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明确讲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57年反运动后，觉得他们当中的多数在思想上仍属于资产阶级范畴；1962年，周恩来、陈毅公开表示要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之“帽”，加无产阶级之“冕”，不料引起党内不同意见。

　　这些不同的判断，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党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纠结，由此使知识分子总是处于被团结、教育和改造的被动位置上。特别是在“文化大”中，知识分子最早受到冲击。一批有名望、有建树的知识分子被扣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帽子。知识分子群体的地位被矮化，一度排在地主、富农、反等行列中的第九位，被人们戏称为“臭老九”，而受到歧视。尽管说“老九不能走”，但是，这种情况一直到“文化大”结束才得以根本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