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鱼网站启明晨星箭杆胡同20号是一座不大的院落，隐身在东华门大街北侧曲折幽静的胡同深处。100多年前，这里是陈独秀在北京的居所，也成为《新青年》编辑部。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通过《新青年》登上历史舞台，他们鼓吹新思想、新文化，启发新觉悟，唤醒了一代青年。而这些青年人也正像新文化运动兴起时所期望的那样——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周恩来、蔡和森……都被《新青年》所激荡。

　　马克思主义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得以传播，像破晓时的曙光，指引着在黑暗中寻求光明、在苍茫中摸索前路的中国人，并在此后百年间，彻底照亮了中国。

　　1917年1月4日，景山东街马神庙，北京大学校门口，一行师生列队欢迎刚刚上任的新校长蔡元培，恭恭敬敬地向他敬礼。蔡元培见状，脱下自己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师生们回鞠一躬。

　　北大校长是由大总统直接任命的要员，进门时师生都需要行礼。北大学生顾颉刚见识过几任校长，都对这些行礼视而不见、不予理睬。蔡元培到校第一天，就打破了历任校长的“惯例”。

　　在顾颉刚印象中，那时的北京大学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做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

　　学生很多是官僚、大地主子弟，整日打麻将、吃花酒、提笼架鸟、逛八大胡同，对读书毫无兴趣，不过是混资格，以便将来进入政界。整个校园都弥漫着封建官僚习气。

　　3个多月前，蔡元培在法国巴黎，正在为留法勤工俭学会奔波，突然接到北洋政府教育部总长范源濂的电报，邀请他担任北大校长一职乐鱼网站。身边老友纷纷劝他不要蹚这池浑水，“北大极了，进去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

　　蔡元培是前清翰林，同盟会元老，辛亥后，即被孙中山委任为首任教育总长。他推行教育改革，废除尊孔、祀孔，删经学。可袁世凯篡夺果实后，倒行逆施，大搞尊孔复古，气得蔡元培挂冠而去，赴欧洲游学、考察。

　　袁世凯倒台，让壮志未酬的蔡元培看到新的希望。他思虑再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回国就职。

　　1917年1月9日，京城雪花飞舞。时年49岁的蔡元培在北大发表就职演说，向全校学生提出三项要求：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

　　所谓“宗旨”，就是要将北大真正变成治学的场所。在蔡元培看来，大学是研究学问的地方，不是升官发财的阶梯，需要培养学生研究学术的兴趣和独立求真的人格。而实现这一“宗旨”，当务之急是延揽人才。

　　蔡元培决定先从文科做起，聘请一位有革新思想的文科学长。到职第一天，他就请两位浙江同乡——时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今北京大学医学部）校长的汤尔和、北大文科教授沈尹默，举荐人才。两人都建议，北大文科学长可由陈独秀担任。

　　陈独秀在日本留学时，曾与汤尔和同在成城学校陆军科学习军事。汤对陈独秀强剪清廷督学辫子一事，印象颇深。陈独秀留学回国后，曾与沈尹默一起在杭州陆军小学教过书。第一次见面时，陈独秀就评价沈尹默的书法太俗气。

　　汤、沈都对陈独秀的胆识和才智颇为赏识，认为陈“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汤尔和还拿了十几本《新青年》给蔡元培看。

　　蔡元培对陈独秀并不陌生，“本有一种不忘的印象”。1904年，一批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为推翻晚清政府，在上海成立暗杀团，谋刺晚清大臣与官吏。蔡元培和陈独秀都是暗杀团成员，有过一面之缘。

　　说来很巧，当时陈独秀就在北京。他与安徽同乡、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为群益书社和亚东图书馆合并一事，来北京筹集资金，住在前门西河沿的中西旅馆。

　　蔡元培闻讯，冒着风雪到旅馆拜访。却不料，陈独秀称自己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头衔，推辞了这番好意。他还对蔡元培说，《新青年》杂志刚刚起步，实在分身乏术。

　　之后几天，蔡元培每天上门来请。有时来得很早，陈独秀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汪孟邹感慨：蔡先生道貌温言，令人起敬。

　　蔡元培“三顾茅庐”，陈独秀勉强答应，约定先干3个月，不能胜任就走人。蔡元培大喜，立即致函教育部，随函附上陈独秀的简历。

　　在这份简历中，蔡元培不惜替陈独秀虚构了“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履历。蔡元培求贤若渴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陈独秀，蔡元培接下来又聘请了胡适、周作人、刘半农、鲁迅等为北大文科教授；李大钊为北大图书馆主任。这些新派学界领袖人物的亮相，让文学、思想自由的风气一度在北大流行。

　　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留着大辫子、通晓九国语言的怪儒辜鸿铭；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因“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的经学家刘师培；“以骂人名海内”的音韵训诂学家黄侃等，也都是他延聘的学术大师。

　　其时，这份杂志已创办一年有余。1915年9月15日创刊时的名字叫《青年杂志》，陈独秀写下创刊词：“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并重。”科学与，就是陈独秀鼓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起源。除此之外，陈独秀在哲学、文学、教育、法律、伦理等广阔领域向封建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一开始，因为《青年杂志》没有名气，基本都是陈独秀一个人在写稿。后来因为杂志名字侵权，停刊一段时间，1916年9月才改名《新青年》。

　　为了打开销路，陈独秀请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帮忙四处求稿。汪孟邹想起在美国留学的小老乡胡适，此人学问不浅，不妨请他为杂志写稿。《新青年》出第一期，汪孟邹就赶紧给胡适寄了一本，并附上了陈独秀的约稿信。去信之后，石沉大海。

　　汪孟邹又求了几次，胡适才给陈独秀回信。胡适在信中说，改造新文学应该从输入西方名著入手，观摩学习后再自己创造新文学。他附上一篇文学译作，这是胡适给《新青年》撰稿的开端。

　　在1916年10月出版的《新青年》上，陈独秀发表了胡适8月从美国写给他的信，在这封通信中，胡适初步提出了文学的八项主张。陈独秀对胡适的文学主张大为赞许，回信要求胡适做更进一步的阐述，这就是1917年1月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

　　1910年，胡适考上庚款留学，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农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实验主义哲学大师杜威。1915年，美国东部中国留学生成立了一个“文学科学研究部”，胡适担任文学委员。在研究部的年会上，他写了篇《如何可使吾国语言易于教授》的文章，就指出文言文是一种“半死的语言”，而称白话文为活的语言。

　　胡适是社交达人。留美期间，他经常和一群思想活跃、有志于文学改革的中国留学生梅光迪、任鸿隽、杨杏佛等一起辩论文学，游山玩水。

　　1916年夏，在美国纽约中部的绮色佳，《留美学生季报》主笔任鸿隽与陈衡哲、梅光迪、杨杏佛等几个留美学生，在凯约嘉湖上划船。忽然，黑云翻滚，风暴骤至，他们急忙往岸边划去，一个个被突降的大雨淋得狼狈不堪，慌乱之中差点把船也弄翻了……

　　任鸿隽兴致颇浓，写了一首“泛湖即事”的四言古诗，寄给缺席的胡适。诗中有“言擢轻楫，以涤烦疴”，“猜谜赌胜，载笑载言”的句子。胡适看后回信说，这诗里一半是二十世纪的活文字，一半是三千年前的死文字，太违和了。

　　任鸿隽很不服气，给胡适回信辩解。在哈佛大学研究院专攻西洋文学的梅光迪也替好友打抱不平，写打油诗嘲讽胡适。围绕文言与白话，胡与任、梅打了好几回笔墨官司。

　　正好，陈独秀隔洋求稿，胡适就把“乱谈出来的”思考寄给陈独秀。“因为在美国受到了朋友们的反对，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变为改良，文字题为‘刍议’”。

　　陈独秀捧读之下，对文中主张大为赞同，称《文学改良刍议》是“今日中国文界之雷声”。为了给未曾谋面的知音大张声势，陈独秀随后写了一篇《文学论》，在下一期的《新青年》上发表，高张文学的大旗乐鱼网站，“文学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举义旗之急先锋则吾友胡适。”

　　胡适自己也没想到，陈独秀“以老党人的气势”，号召反对旧文学、旧道德、旧传统，把不温不火的“文学改良”变成风风火火的“文学”。

　　时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教授的钱玄同读了胡适的文章，“极为佩服”。他给陈独秀写了一封长信，盛赞胡适的文章“祛千年来腐臭文学之积弊”，并预言“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们，一定会跳出来骂胡适。

　　“选学”是以《昭明文选》为宗的古文学派，“桐城”是清最负盛名的古文散文流派。鲁迅曾对此作出解释，“是指做‘载飞载鸣’的文章和抱着《文选》寻字汇的人们”。他说，钱玄同形容恰当，所以这句骂旧派文人的话流传久远。

　　钱玄同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高足。他曾狂热地践行复古，写小篆，行古礼。初年，他在浙江教育司任职时，每天穿一身孔子时代的深衣，头戴玄冠上下班。袁世凯借助复古恢复帝制，让钱玄同彻底失望。他摇身一变，成了反古文的“黑旋风李逵”。

　　钱玄同的信，让陈独秀和胡适大喜过望。陈独秀亦赞钱玄同：“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

　　从此,钱玄同甘当《新青年》“摇旗呐喊的小卒”。他在上面发表了多篇文章，提倡新式标点符号、数字可改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方式改为左行横移等主张。这些在当时看来“极其大胆”的建议，后来大多被采纳并应用至今。

　　在钱玄同眼里，老友周树人和周作人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他们在日本东京留学时，曾同听章太炎讲古文，因为钱玄同听课太投入，总是不自觉地从后排往前移。周树人形容他“爬来爬去”，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爬翁”。

　　其时，周树人蛰居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钱玄同上门拜访，他就是周树人在《呐喊〈自序〉》里所写的“一个老朋友金心异”。

　　周树人那时正在抄“没有什么用”、也“没有什么意思”的古碑，打发时光。钱玄同深知周树人的才华和抱负，建议他可以为《新青年》写一点文章。

　　但是一本杂志真能唤醒麻木的国民、对社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吗？周树人对钱玄同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答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周树人被钱玄同说服了，后来他写道：“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

　　周作人从日本留学回国后，一直在绍兴教书。蔡元培为北大招兵买马时，周树人作为同乡、老下属，推荐弟弟周作人到北大任教。蔡元培欣然同意。1917年9月，“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英雄”的周作人，正式到北大讲授欧洲文学史。

　　到京后，周作人与周树人同住绍兴会馆。“怕狗”的钱玄同，仍在夜里不断造访，目的只为《新青年》索稿。后来，周作人把译稿《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小说》交给了钱玄同，算作第一次投稿。

　　而周树人直到1918年5月，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这也是他第一次用“鲁迅”的笔名，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在《新青年》上共发表50多篇作品。

　　周氏兄弟始终与陈独秀、胡适保持一定距离，只在文学改革的某些观念上彼此相互支持。用周作人后来的话说，这是“交浅”，而不妨“言深”。在《新青年》当时的朋友圈里，与周氏兄弟最投契的是刘半农。

　　刘半农是江阴才子，上海文坛有名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家。191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上海结识了陈独秀，两人一见如故。陈独秀向他约稿，刘半农自称急需“洗刷”脑筋中“旧文学的毒”，欣然应允。从这年10月起，刘半农便加入《新青年》阵营。

　　陈独秀到北大后，向蔡元培力荐刘半农。1917年夏，蔡元培破格聘用中学肄业的刘半农，邀请他担任北大预科国文教授。刘半农穿着鱼皮鞋，一步跨进了中国的最高学府。为了与鸳鸯蝴蝶派一刀两断，他把带有脂粉味儿的“伴侬”改为“半农”。

　　1917年7月，胡适学成回国。陈独秀写信邀请他来北大，不惜把文科学长的位子让给他。蔡元培对胡适也颇为欣赏，认为他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聘请他到北大担任文科教授。

　　两个月后，胡适抵京，北大文科新添一员大将。蔡元培在六味斋设宴为他接风，可见他在蔡心中的地位。胡适第一个月工资是260元，仅一个月后就涨到了280元。他给母亲写信说：“此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不为不多矣。”

　　《新青年》“朋友圈”也不断扩大。这一年，为《新青年》写稿的，除了陈独秀在《甲寅》杂志当编辑时结交的文友——高一涵、吴虞、易白沙、李大钊等，还有北大的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蔡元培、胡适、周作人、沈尹默等。这支作者队伍，绝对算得上最强“文化天团”了。

　　《新青年》声名大振，“每期出版后，在北大即销售一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司令部，也就这样形成了。当时远在湖南长沙的，也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十多年后，他在与的会谈中回忆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敬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

　　《新青年》的影响力不是一蹴而就的，甚至在1917年8月，负责发行的群益书社以印数太少、销路不畅为由，一度停止出版《新青年》。陈独秀从中极力交涉。直到这年年底，群益书社才勉强答应续刊，但前提是杂志必须改革。

　　次年1月，《新青年》复刊，由陈独秀一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所有稿件都由编辑同人撰译，不另购稿。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量下一期选题。

　　周氏兄弟声称是“敲边鼓”，不参加编辑会议，“只是遇着兴废的重要关头，才会被邀列席罢了”。沈尹默也说自己“仅负名义而已”，因为眼睛有病，且自忖非所长，轮到他当编辑时，请钱玄同和刘半农两人帮忙代编。

　　刘半农对《新青年》销路不畅很上心。他给钱玄同写信说，“文学改良的话，我们已经锣鼓喧天的闹了一闹，若从此阴干，恐怕人家要说我们是程咬金的三板斧……”他提议，上演一场新旧文化“双簧戏”，炒作一番。

　　于是，在《新青年》四卷三号上，钱玄同化名“王敬轩”，用文言文写了一封读者来信，列数胡适、陈独秀等人的种种罪状。紧随其后，刘半农以记者身份，用白话文撰写《复王敬轩书》，用一万多字批驳“王敬轩”观点，满满的火药味儿。

　　“王敬轩”暗指桐城派古文家林纾。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奇人，能诗，能文，能画，因受桐城派大师吴汝纶赏识，曾任京师大学堂教师。林纾不懂一句外文，却在懂外文朋友的协助下，用桐城古文翻译了一百多部西洋小说，成为煊赫一时的“译界大王”。

　　刘半农却嘲讽林纾翻译的外国著作，择稿不精、谬误太多、“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他认为，林纾翻译的著作只能是“闲书”，没有多少文学价值。

　　钱玄同和刘半农自导自演的这场新旧文化“双簧戏”，并没有马上得到林纾的回应，倒真是让《新青年》受到了异常的关注。

　　曾在林纾门下求学、当时的北科系学生张厚载，给《新青年》投了一篇《新文学及中国旧戏》，批判钱玄同等人对中国旧戏的言论。结果是自己立了个靶子，被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轮番轰炸。

　　按常理，这几位文化大家和张厚载论战，就是毫不费力的降维打击，但是在几个人的文章中，只有胡适是在平心静气、条分缕析地在辩论，其他人的言辞之激烈、刻薄，已经有失文学论争之态。

　　特别是钱玄同，一向语不惊人死不休。他有一句很极端的名言：“人到40就该去死，不死也该绑到天桥去枪毙。”他的文学主张更是激进，大喊：“古文！汉字！国粹！”

　　林纾一开始任其“自鸣自已”，一年后才用力反击。上海《新申报》连载了他的文言小说《荆生》和《妖梦》，影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和钱玄同，攻击新文化运动。他还在小说中暗示北洋军阀，用武力新文化运动。

　　张厚载借机在小报上造谣，说陈独秀、胡适、陶孟和等思想激烈，受政府干涉，已经辞职。他还造谣说，陈独秀到八大胡同狎妓，与学生争风吃醋，挖伤某妓泄愤……

　　林纾没有就此收手。他继续在北京《公言报》——皖系军阀官僚政客集团安福系机关报——以公开信的形式发表《致蔡元培书》，指责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是“覆孔孟，铲伦常”。

　　蔡元培当即写了一封长信还击。林纾和蔡元培的论辩迅速引发关注。京沪各大报刊竞相发表评论，“林蔡之争”被冠以“新旧之冲突”“新旧之决斗”之类充满火药味的标题，成为公共事件。

　　1919年3月26日晚，蔡元培、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人，在汤尔和家里开会，商讨怎样应付社会上对陈独秀的谣言攻击。

　　会上讨论了什么？没有人留下太多文字。汤尔和在第二天的日记里只有短短一句话：“昨以大学事，蔡鹤公（蔡元培）及关系诸君来会商，十二时客始散，今日甚倦。”

　　几天后，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决定提前实行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文理科统由教授会领导，教授会主任由文理科主要教授轮流担任。陈独秀由此失去了文科学长一职，虽然仍为北大教授，但学校给他放了一年长假。

　　对于这件事情，胡适一直愤愤不平。十几年后，他和汤尔和重提此事，认为汤尔和等没有将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是堕入奸人术中了”。胡适怀疑，是沈尹默等“反复小人”造成攻击陈独秀的局面。

　　在胡适看来，那天晚上的会议，“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与思想的分野。”中国党的创立、《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

　　1918年11月11日夜，一战停战的电报传到北京，全城沸腾。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屈辱，中国终于站在战胜国的队伍里，北京市民和知识阶层欢欣鼓舞。北京教育界决定，11月14日至16日学校放假三天，以示庆祝。

　　那时的北京，正被初冬的寒意包裹着，但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里，每个人的心中都被李大钊的演说点燃起一团火。29岁的李大钊以敏锐的眼光，认识到一年前发生在涅瓦河畔的所具有的划时代影响。

　　在《新青年》同人中，李大钊并不太引人注目。鲁迅回忆，初次见面李大钊给他的印象很好，“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

　　就是这样一位“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的李大钊，在来今雨轩的讲演会上，发出了远高于同侪的独到见解：

　　“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得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哪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哪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哪一国或哪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

　　演讲结束后，李大钊又写下《Bolshevism（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一文。文中，他不仅把社会主义、布尔什维主义、主义等列为真正的胜利者，还指出者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士（马克思）为宗主的”，他们要联合世界的无产者，创造一自由乡土。文末，他激昂地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均刊登于《新青年》五卷五号（1918年11月15日出版），这也是中国最早的马列主义文献。

　　《新青年》六卷五号，李大钊是当期编辑，这期《新青年》刊发了数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集中、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被学界称为“马克思主义专号”。

　　按照正常的出版时间，这期杂志本该在1919年5月面世，却迁延到了当年9月才刊出。这期间，接连发生了太多意外和波折：5月4日，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6月11日，陈独秀被捕，陈独秀住宅（《新青年》编辑部）被搜查；7月底，李大钊妻子分娩在即，他不得不把妻儿带回老家乐亭安顿……

　　两人你来我往的争论文章，多数发表于《每周评论》。这是一份《新青年》编辑同人创办的“专谈”的小报，以区分高举新文化大旗的《新青年》。因为《新青年》的“急先锋”胡适有言在先：“二十年不谈”。

　　其实，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初期，也有这样的共识。他认为，伦理的觉悟比觉悟更深刻。但他的思想逐渐发生转变，“在现实社会中，谈也罢，不谈也罢，谁都逃离不了，除非躲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总会寻着你的。”

　　1919年，五四在北京爆发。为唤起更多民众的爱国良知，陈独秀和李大钊共同起草了一份《北京市民宣言》，由胡适翻译成英文，印刷成中英文传单。6月11日，陈独秀在香厂新世界散发传单时被捕。

　　陈独秀入狱，《每周评论》暂时没受影响。于是，“不谈”的胡适，成了“转谈”的小报的主要编辑。

　　胡适开始谈，矛头却先向内。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引发了“问题与主义”之争。即便不指名道姓，也看得出来他批判的对象，是在《新青年》上大谈“布尔什维主义”的李大钊。

　　李大钊随即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驳斥胡适的言论。他旗帜鲜明地宣称：“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

　　“问题与主义”之争，其实质就是中国需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不需要的争论。正是在这场争论中，李大钊完成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分两期发表在《新青年》上，“马克思主义专号”刊发了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则在《新青年》六卷六号上发表。

　　这篇文章共26000字，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唯物史观、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可以说，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李大钊，系统、完整地梳理、阐述了他选择的主义。

　　胡适和李大钊辩论时，陈独秀仍在狱中。1919年9月，被关押了三个多月的陈独秀出狱了。他写了一篇题为《主义与努力》的短文，表明立场，一方面肯定了胡适的“一点一滴改造”，另一方面把主义比作行船的方向，“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

　　1919年末，章士钊、汪精卫邀请陈独秀与蔡元培、吴稚晖南下，一起筹办西南大学乐鱼网站。可是陈独秀虽然已经出狱，人却还在的监管之下，不允许他随便出京走动。

　　陈独秀是如何安全离京的，《新青年》同人胡适和高一涵都有生动记述，两人不约而同地提到，李大钊雇佣了一辆骡车，化装成生意人，把陈独秀护送到天津。陈独秀上船前往上海。

　　而高一涵在1927年所做《李守常（李大钊）同志事略》中，还提到一个细节，说陈、李二人“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党事”。这就是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骡车之中“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最早出处。

　　不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不是在骡车之中？高一涵的说法真实性存疑。据考证，他在1919年年底去了日本访学，1920年6月才回国。也就是说，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时，高一涵并不在国内，也就不可能见证“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而且，高一涵和陈独秀、李大钊都是《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主力，但他后来一直都没有加入中国党。即便真有骡车之中“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事，李大钊也不会说给高一涵。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一佳话确是史实，只不过他们相约时，已经是1920年9月的事了。而且，从陈独秀的信件和发表的文章看，他最终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应该是在1920年四五月间。

　　1920年4月26日，陈独秀在上海致信李大钊、胡适等人，商量《新青年》是否继续出版。如果继续出，编辑是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还是在京一人担任，抑或者是由他在沪担任？

　　实际上，《新青年》的编辑事务也随陈独秀迁移到上海，编辑部设在陈独秀的住处——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

　　当时，陈独秀在上海一边忙着筹备党组织，一边负责《新青年》稿件的撰写、征集和编辑，诸事缠身，十分焦虑。负责发行的群益书社又因为杂志定价，跟他“一天之内起了两次冲突”。

　　汪孟邹作为双方的牵线人，两边跑、两头劝，结果谁也不听。他后来向侄儿汪原放诉苦，“仲甫（陈独秀）的脾气真大，一句不对，他竟大拍桌子，把我骂了一顿。”

　　双方争执不下，陈独秀一气之下，收回《新青年》杂志自办发行，成立了“新青年社”。群益书社一纸诉讼，把陈独秀告上法庭，双方闹得很不愉快。

　　恰在此时，国际远东局派代表维经斯基到北京与李大钊会晤后，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南下到上海与陈独秀诸人会面。维经斯基愿意为《新青年》提供资助，这对处在困境中的陈独秀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1920年9月，停刊4个月的《新青年》复刊。这一期封面正中，绘制了一个地球，从东西两半球上伸出两只强劲有力的手，紧紧相握。沈雁冰（茅盾）曾解释，这一设计“暗示中国人民与十月后的苏维埃俄罗斯紧紧团结，也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意思”。

　　这一期出刊时，陈独秀已成为上海发起组负责人。上海发起组成员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等也先后加入编辑部，成为编撰骨干。也是从这一期开始，《新青年》成为中国上海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它与当时秘密编辑发行的《党》月刊互相配合，为中国党的成立作了理论上正式的准备。

　　1920年12月12日，广东省省长陈炯明拟废教育厅，设大学委员，主办全省教育，邀请陈独秀来粤主持。赴粤前，陈独秀致信胡适、高一涵：“《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

　　陈独秀有意将《新青年》内容变化原因归为“北京来稿减少”，号召北京的编辑同人“多做文章”。而北京的胡适显然并不赞同《新青年》越来越鲜明的色彩。他复信陈独秀:“《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兄言‘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

　　1920年6月，从北京返回长沙，途中特意去上海拜访了陈独秀。当时，正处于一生中最关键的时期。他曾给好友写信说，那时“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哪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自己像“睡在鼓里”一样。

　　与陈独秀的会面，令“睡在鼓里”的茅塞顿开。1937年，对回忆这段往事时说，陈独秀谈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到了1920年夏天，他已经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也是在和的谈话中，怀着深厚的感情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员期间，正是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传播的重要时期。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大力宣传和不懈实践，深刻地影响着，而蓬勃的思想和认真踏实的工作态度，也深得李大钊的赞赏。和青年一起工作，李大钊更为深刻地看到“新青年的创造能力”，展望着二十世纪人类“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

　　1918年，还在日本留学的周恩来看到了国内寄来的《新青年》，顿觉豁然开朗，在1918年2月所记的《旅日日记》中写下读后感：“我这时候的喜欢好像比平常人信宗教还高兴十倍。宗教家常说人要信宗教就是‘更生’‘重生’。我觉得这回大领悟，将从前的全弃去了，另辟‘新思想’，求‘新学问’，做‘新事情’，实在是同‘重生’‘更生’一样子了。”

　　周恩来的日记是从1918年1月开始记录的，采用的是白话文。而《新青年》从第四卷第一号（1918年1月出版）起实行改版，杂志文章全部改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进行创编，白话文运动刚刚兴起。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民族觉醒的转折点，广大青年受到西方和科学思想的洗礼，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就此打开，由此激荡起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中国的新主义拉开了大幕。

　　“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如破晓时绽露东方的一轮红日，唤醒了正在寻求救国出路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不仅看清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而且找到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

　　1920年8月，上海的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党早期组织，陈独秀为。

　　1920年10月，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秘密成立北京党早期组织。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党的党组织。11月，北京党小组举行会议，决定成立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选为。

　　据统计，在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58名党员中有24人或直接在北大入党、或在北大学习工作过，全国8个地方建立的早期党组织中有7个地方负责人与北大有关。

　　北大，正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投身其中的先驱者们振臂高呼：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反对，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渴盼着从方方面面改变中国。

　　马克思主义的火种，在新文化运动中播种、孕育，进而开启了中国党人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照亮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天空，彻底改变了中国。